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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3省245個農戶的調查表明,農民當前最急需的公共品是衛生醫療、農田基礎設施;農民的公共品需求有如下特點:硬品優先于軟品;物質需求優先于精神需求;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合意的公共品供給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糧食直補政策和義務教育,農民對公共品供給最不滿意的是農村社會養老、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村金融。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主要取決于公共品的規模、質量、價格和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最后,對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陣進行了分析,并建議根據公共品供需銜接狀況、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程度,實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給策略。
關鍵詞:農戶需求;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
一、引言
關于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國內學者紛紛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比如,岳書銘、綦好東、楊學成集中分析了基于農戶意愿的農村公共品融資問題[1];廖清成則從農村公共品供需偏好的角度研究了我國中部地區公共品供給問題,并表明農村公共品供給優先序不但受制于財政制度、體制,還受制于官員的考評機制[2];張素羅、張義珍從需求的角度分析了農村公共品供給存在的問題[3];趙宇、姜海臣從主要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切入,表明主要農村公共品供給質量差已經取代供給數量不足成為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首要問題[4]。
近年來,筆者一直在關注公共品的供給問題[5],并堅持對山東省農村公共品供給情況進行連續的調查研究[6,7],探討了農村公共品的供給機制、供給邊界以及財政體制完善與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結合等問題。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譬如,農民對農村公共品的真實需求及其對供給的滿意情況怎樣?農村公共品的供需銜接狀況如何?為此,本研究設計了三套以農戶為調查對象的調查問卷①,2007年7~9月,課題組成員對山東、江蘇和河北3省53個村莊的245個農戶進行了入戶調查。調查數據的處理使用STATA軟件。
調查樣本的地理分布見表1。
從收入水平看,2006年,被調查戶的人均純收入4486元(高于全國3587元的水平)其中有79.5%的家庭有來自非農業的收入;從年齡分布上來看,30-50歲的調查對象占62.86%;從文化程度上看,87.75%的調查對象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對調查所涉及的問題能夠有較好的理解。以上各種不同角度分類匯總的情況表明,本次調查所選取的對象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因此本次調查的結果具有較高的可靠性。
二、農民的公共品需求分析
為反映農民的公共品需求狀況,筆者將目前的農村公共品大致劃分成基本生產類、基本生活類和福利保障類三類,在每類中都列出具體的公共品項目,并要求調查戶根據其期望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農戶排序的統計結果。
(一)基本生產類公共品需求
眾所周知,農田基礎設施(機井、小型農田水利、節水灌溉等)、農業技術推廣與培訓(種植、養殖、加工等技術和技能的推廣培訓等)、農業災害防治(水旱災害、火災、病蟲草鼠害等)、農業市場與信息服務(集貿市場、農產品買賣行情等)、農業生產資料(良種、化肥、農藥、農機具等補貼)和資金支持等是目前影響農村生產的重要變量。表2是調查農戶根據重要程度的排序統計結果。①
從上述統計結果可以得出如下三個基本結論。
第一,農業生產的公共“硬品”需求優先。從表
①調查中對全部調查項目進行分項統計,并賦予各順序與其序號相同的分值(即排序為第1位記為1分、排序第2位的記為2分,以此類推),用各順序的被選頻數乘以其相應分值,再累加計算總分,依總分值由小到大為序,即總分愈小,排序愈靠前,總分相同時,以第1位被選頻數多的選項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較農業科技、資金支持、農業市場與信息服務等公共“軟品”,農田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資料的需求排在前兩位,充分表明這兩類公共“硬品”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基礎性意義,特別是農田基礎設施公共品,直接影響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因此有近40%的農戶將其視為最重要的生產類公共品,總體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與生產直接相關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從各選項不同順序的被選頻次看,被列為相對優先項的為農田基礎設施、農業生產資料、農業技術推廣與培訓等,說明調查對象中多數人對這三類與生產直接相關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時也說明這些公共品的現實供給與需求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集體經濟的實力相當雄厚,這為大型水利設施建造、農田整理及大范圍推廣農業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而且“強制性”的義務工制度也為這些公共品的供給準備了足夠的勞動力資源,但在農村改革之后,集體經濟迅速瓦解,集體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動員資金和勞力來進行大規模的農村公共品供給,現有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農民的基本生產需求,因此,農民對這三類公共品的需求極為迫切。
第三,農民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較為強烈。盡管資金支持的整體得分排在第4位,但調查結果同時說明將資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農戶,僅次于農田基本設施,由此也可窺出農民對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類公共品需求(見表3)
上述基本生活類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結果表明:
第一,農民醫療衛生服務需求最為突出。農村醫療衛生是使農村勞動力得到迅速修復和補償的重要手段和途徑,但在目前廣大的農村,疾病往往使農民陷入貧困陷阱,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屢見不鮮,疾病與貧困的惡性循環也使農民充分意識到健康對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調研中有65%以上的農戶將看病就醫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總體得分也是遠遠小于其他生活類公共品,由此可見農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較高,物質需求優于精神需求。結果顯示,農民對看病就醫、鄉村道路建設、清潔飲水有較高的需求,這充分說明,目前對于農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能夠及時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潔衛生的水。而當前農民收入水平、對時間價值的評估以及環保意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農戶更為關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時地獲取燃料;電視機的基本普及和農村有線電視網的建設也使得單戶農民有了自娛自樂的方式和渠道。因此,當前農民對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質量的公共品需求優先于能源和文化娛樂項目,對物質類公共品的需求優于精神類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類公共品需求(見表4)
從表4和調查結果可以看得出,農民對公共衛生醫療、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給予了相當大的關注,而對職業教育、農業保險、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的需求則較弱。這說明當前農民把關乎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對宏觀環境需求之前,農民公共品需求顯現了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的特征。
從理性角度看,農民的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階段,農民更為關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相關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時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能讓自己的子女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權利、能讓自己老有所養等等,但對于那些未來十分重要、對整體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職業教育、農業保險和生態環境保護,農民暫時還無法從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給予了較低的評價。
綜上,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現出四個方面的顯著特征,即硬品優先于軟品;物質需求優先于精神需求;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這四個特征反映了目前農民的現實需求,必須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中加以考慮,同時也要求政府必須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導。
三、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分析
農村公共品品種繁多,涉及面較廣,為此,問卷設置了10項公共品,讓被調查者選出最滿意的三項公共品和最不滿意的三項公共品。具體的統計結果見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給
1.公共衛生防疫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從表5可以看出,農民對公共衛生防疫和農村合作醫療的滿意度最高。第一滿意到第三滿意分別為35.47%、30.7%、20.11%,三項平均達到28.76%。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專題調查也可以看出,農民對這一“興起——衰落——重新興起”的合作醫療制度給予了充分肯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合率為94.17%,91.63%的農戶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總體運行狀況表示“滿意”,并且有99.57%的調查戶選擇明年繼續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契合了目前的農民需求,提高了農
①在我們課題組另一調查小組以縣(區)、鄉鎮為被調查單位的數據匯總中也可以發現農戶參與新農合的積極性較高,萊蕪市的平均參合率為87.8%,而歷城區則達到了93.5%。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使農民的疾病風險得到部分地分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且,作為一種恢復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們對以往制度無限懷念的同時無疑也增加了農民對新制度的信賴程度,因此,盡管這種新的制度設計還存在一些不足,但農民仍對其給與了最高的滿意度評價。
2.糧食直補政策
從2004年起,中央政府為了促進糧食生產,保證農民收入穩定增長,進行了糧食直接補貼的重大改革,這對保護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糧食直補項政策改變了過去對農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關系,贏得了民心,產生了較大的政治影響。因此,農戶對這一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的滿意度較高,前三項平均比例為25.49%,名列第二位。
3.農村基礎設施
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切中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害,符合了廣大農民的需求,而且在國家統一政策標準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礎設施基本都能按照大體相近的標準進行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基礎設施的均等化。另外,從基礎設施的運行效果來看,基本實現了“兩進兩出”,不僅大大方便了農村的農產品銷往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同時也為城市的資金和居民流向農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礎設施的供給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農民對其的滿意程度較高。
4.農村義務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歷史的原因,本次調查的3個省份的農民都特別強調了對其子女的教育問題。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學校布局的調整和校舍達標的推進,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學校的硬件條件,而教育資源的相對集中也使得農村學校的教育質量得到明顯提高,更為重要的是,“兩免一補”政策的落實,大大減輕了農民的教育負擔,農民從中切實得到實惠,因此,農民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滿意度相對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給(見表6)
1.農村社會養老
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務工且長期化趨勢日趨明顯,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農村,但隨著農村土地的逐漸減少和農業經營相對收益的下降,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開始弱化,“家庭養老”和“養兒防老”的倫理觀念也在受到沖擊,這就對農村的社會養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實際上并沒有在農村建立起相對完善的農村養老制度,農村社會養老的供求之間出現巨大缺口,因而,農民對其的滿意度評價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這也可從蓬勃發展的鄉村經濟和農家樂旅游中得到部分驗證,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比較發達的地區,農家樂、農產品開采、生態旅游開展的十分紅火。
2.農村金融服務
農戶對農村金融服務的不滿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兩個方面。調查中,有86.64%的農戶沒有從正規金融機構貸過款,有87%以上的農戶表示當前貸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較高”。當前在農村金融領域,農業銀行在不斷收縮營業網點,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其業務對象和范圍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為主要服務機構的農村信用社,則壟斷嚴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務效率較差。農村金融機構短缺和服務不足,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見圖1)。
3.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農戶對農村科技信息服務的滿意度也給予了較低的評價。調查中發現,在遇到農業生產經營中的技術難題時,只有9.52%的農戶選擇了請教政府技術人員這一途徑,90%以上的農戶認為可獲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農戶一次都沒有得到縣鄉農技人員的服務,有近70%的農戶認為目前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不能滿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員補充和培訓機制以及經費保障機制不健全是造成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不能滿足農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娛樂服務
調查表明,有10.11%的農戶把文化娛樂服務排在最不滿意中的三項公共品供給的首位,與之相對應,只有1.67%的農戶表示對文化娛樂服務表示滿意。這可能是由于農村文化娛樂方式單
一、集體文化活動稀少、文化娛樂設施匱乏,使農民對文化娛樂服務的滿意度較低。
此外,表5和表6還說明,農民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滿意與不滿意現象同時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農戶對生活類的基礎設施如鄉村道路、有線電視入戶等工程建設表示出較高的滿意度,而對生產類的基礎設施如農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給表示不滿的混合效應所致。
(三)公共品滿意度影響因素分析
筆者認為,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高低主要與公共品規模、公共品價格、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和公共品質量等因素有關。
1.公共品規模
公共品的非厭足性決定了農戶對供給水平低下的農村公共品的評價較低。公共品的供給規模并不僅指其絕對量,也包含相對量的涵義,公共品供需缺口會影響到滿意程度。筆者發現,無論從靜態還是動態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實缺口和放大缺口組成,前者是農民的真實需求與現實供給的缺口,后者則是放大需求與現實供給的缺口。盡管我們目前還難以甄別兩類缺口的準確分野,估量其規模,但明確兩類缺口的存在具有認識和決策的意義。某項公共品供給水平既定時,如存在放大需求,則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釋,供給絕對數量和質量較好的公共品(如農村基礎教育)的滿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兩位。
2.公共品質量
農戶給予供給存在或數量比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評價的原因在于,農戶對此類公共品質量存在訴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以及權益意識的增強,農村居民公共品消費城鄉“均等”的要求凸現。國家對“兩免一補”義務教育投入總額遠大于對糧食直補投入的數額,但農戶對義務教育的滿意程度要低于糧食直補,這一方面反映了“負價格”與“零價格”公共品在消費者滿意與否決策中的價格因素的較量,另一方面則說明農戶開始對某些公共品的質量提出更高要求。調查顯示農民對城鄉均等的義務教育有強烈認同,要求自己的子女與城市居民子女一樣能享受到素質教育。
3.公共品價格
現階段,雖然我國農民與公共部門存在公共品購買交易假設條件較弱,但定性分析各類公共品供給滿意的程度,可以發現公共品的價格分攤機制影響到了滿意度。農民能免費或以“負價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擔極小部分價格消費的公共品,其往往隸屬于合意的公共品。調查顯示,與“零稅費”相連的“負價格”性質的糧食直補、近乎免費的義務教育、只承擔村內基礎設施建設價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屬于合意的公共品。當公共部門應供給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價,或以較高價格提供公共品時,農戶對此類公共品的評價就會降低,因此需要農民自己付費解決的農村養老問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問題等就構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
多項式logistic回歸結果表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見表8和表9)。
回歸結果表明,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農戶對農村基礎設施、公共衛生防疫和農村合作醫療的滿意度出現下降趨勢,其原因可能在于農村中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戶對此類公共品供給質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隨著年齡上升,被訪農戶對義務教育的滿意概率也出現下降,年齡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屬于接受義務教育的人群,農戶對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難以給予較高評價,這反映了家庭年齡構成會影響到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給回歸結果表明,隨著年齡的上升,農戶對農村社會養老的不滿意概率增加,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況下,年齡較長的被訪者對關乎自己將來的養老制度安排表現出了更大的關注。隨著收入上升,文化消費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費降低了富裕家庭對農村文化娛樂服務不滿意的概率。
這種人口社會學背景對滿意度的影響,也說明了政府供給總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農戶的滿意度,因為每個農戶的受益并不嚴格相等同。
四、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為全面考察當前階段農村公共品供求之間的銜接狀況,作者根據農民對公共品需求的強弱以及政府供給的多寡,同時考慮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狀況,建立了一個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陣,由此將當前農村公共品分為四類(表10)。
(一)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充分,農民滿意度較高
主要有農村衛生醫療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礎設施和義務教育。
如前所述,這些公共品都是農民生產、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類公共品的供給切實符合了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農民的大力擁護。但需要指出的是,農民對此類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更多帶有低層次性、相對性的特征,是對公共品供給“量”上的滿意而非“質”上的滿意。即盡管這些公共品供給在解決農民就醫難、行路難、上學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視的問題。調查中發現,盡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鄉村衛生院設備不足、人員業務水平不高、合作醫療籌資標準偏低、基本用藥目錄補償范圍窄、報銷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問題依然是困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又如,“兩免一補”的義務教育使得農民負擔減輕,農民切實得到實惠,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制度、財政支持教育的長效機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礎設施的后期維護還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農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滿意的公共品也說明,農民對當前以財力有限的政府為公共品供給主體適時提供公共品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農民當前最急需的衛生醫療公共品因為政府供給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使得需求方對此類公共品的供給表現出了相對高的滿意度。
(二)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主體缺位,農民滿意度較差
主要是農村社會養老、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村金融服務。
調查中發現,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層次有提高跡象,在水、電、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農民對更高層次的公共品顯現出旺盛的需求,這也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相吻合。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村金融服務這些公共品供給最不滿意說明了農民對政府的少作為或不作為行動的不理解,這固然是公共品供給決策內在的滯后效應所致的供給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說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給鏈條上此類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環。因此,在加強“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時急需探索各種新的、有效的農村養老模式,逐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針對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存在的問題,應建立政府主導公益性服務,市場主導經營性服務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運行新機制;在強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同時,引入多種層次、多種所有制的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同時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
(三)農民需求不強,政府供給較少,農民滿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娛樂設施、農村能源和一事一議。
這些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的真實需求存在一定的脫節,政府在沒能深入了解農民的真實需求的情況下提供此類公共品,不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還不能得到農民的較高評價。調查中發現,這類公共品即使提供給農民,由于不能符合農民的真實需求從而出現了利用率不高、資源浪費的現象。譬如,雖各村均建有體育鍛煉設施,但高強度的農業勞動已使農民十分疲憊,年富力強的農民又大都外出務工,因此這些設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氣作為一種新型能源盡管在經濟性、環保性方面優勢突出,但由于技術、氣候及農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氣在北方地區難以得到大面積推廣,因此,調查中農民對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現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補貼情況下部分農戶家中建有沼氣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應立足實際,建立農民對公共服務需求的順暢表達渠道,逐步實現農村公共品供求之間的銜接。
(四)農民需求不強,政府沒有提供,農民滿意度中等
主要有農業保險、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農業災害防治。
此類公共品需供雙方均沒有行動意圖,并不表示就處于供需均衡狀態,即使在某一點上暫時處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長期穩定性。因為此類公共品中的大多數外溢性較強,因此,作為具有“父愛主義”特征的政府應先期規劃此類公共品供給,做到未雨綢繆。
五、結論
1.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現出四個方面的特征,即硬品優先于軟品;物質需求優先于精神需求;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從理性角度看,農民的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這四個特征反映了目前農民的現實需求,必須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中加以考慮,同時也要求政府必須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導。
2.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主要取決于公共品的規模、價格、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及公共品質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給有公共衛生防疫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糧食直補政策、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義務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農村社會養老、農村金融服務、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文化娛樂服務。
3.影響農民對公共品供給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給規模、供給質量、價格以及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導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給質量是否與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給質量相同,農民能否以較低“價格”甚至是“零價格”消費公共品,以及農民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
4.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陣將公共品分為四類,即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充分,農民滿意度較高;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主體缺位,農民滿意度較差;農民需求不強,政府供給較少,農民滿意度中等;農民需求不強,政府沒有提供,農民滿意度中等。
5.根據公共品供需銜接狀況,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程度,實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給策略。對農民急需政府供給不足農民不滿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應的供給制度;對農民需要政府供給了的農民比較滿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類公共品供給體制、機制和制度,在“質”的方面做文章;對農民無需求而政府供給了的公共品,要總結經驗教訓深入了解農民無需求的真實原因;對農民目前沒有需求動機而政府也沒有供給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預期和遠景規劃。